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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

作者: 艾米丽

浏览:12648

2019年08月12日 21:58:20

原标题:胡文辉︱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

我没搞错。若要谈“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非我所宜,我要谈的就是“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

真不是标题党。

先从名人谈起吧。1943年底至1945年秋,陈寅恪任教于大后方的成都燕京大学,其间指导过石泉(原名刘适)研究中国近代史。据石泉回忆,有一次他跟陈氏说起有意探讨甲午战败的内政背景,陈以为“此题可作”,最后说:

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收入《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类似内容又见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版)

而陈氏到了晚年,却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作 (见《陈寅恪集·寒柳堂集》),讨论“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石泉遂认为其师“此时已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只是陈氏虽自许“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惟论题既与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论述中更“参以平生耳目见闻”,故此作在内涵、在体裁皆近于掌故,异于史著。陈氏很讲究著述体例,其讨论晚清史事,意在留下一己的见证,而非作旁观式的述史。故虽有此作,我觉得陈氏仍不算真正做了近代史研究。

无论如何,陈氏早年对石泉所言,意思自然是指其家世攸关于晚清政局,若自己做研究的话,容易过分投入,影响治史的客观性。众所周知,陈氏治史,强调要有“了解之同情”,所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但“了解之同情”是需要的,却也不能过犹不及——陈氏在此强调“动感情……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正宜与“了解之同情”互为修正、互为限制,可以加深上海福彩对“了解之同情”之说的理解。总之,至少在那个时候,陈氏着重考虑的是保持对历史的中立观察,故对于与其家世相关的近代史事抱有一种“回避”态度,这是很可贵的学术自律。

陈寅恪

当然,有这种学术自律意识的,远不止陈寅恪一人。

侧重研讨近代史的唐振常八十年代访学澳洲,在墨尔本遇见“胡适门下一人”,此公谈起胡适仍不时落泪。唐氏特别写到:

我问他为什么不研究胡适。他很伤感地说:“不行,一研究就要动感情。”这个观点向合我心,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有了感情,必失其真。章太炎就说过,历史学应该“汰华辞,去感情”,我深以他不研究胡适为然。(《所遇胡适门下一人》,《半拙斋古今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这位“胡适门下一人”,唐氏当时隐匿其名,陆灏后来点出其人即金承艺,曾任胡适助手,后专攻清初史事 (《八旗子弟》《胡适门下》,《听水读钞》,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

郑永年在海外做当代大陆政治社会方面的研究,曾考虑探讨农村改革问题,后来发觉做不下去,转而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他后来自述其理由:

倒不是不熟悉,而是太熟悉了。做着做着,就可能有一些情绪的东西出来,不够客观。(《郑永年: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实验室》,李怀宇《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中华书局2016年版)

从金承艺到郑永年,他们是针对自身经验而言的,跟陈寅恪针对家世旧闻而言有点差别,但他们显然都会认同陈的态度。

还有,研治历史人类学的王明珂是台湾眷村子弟,其父原是国民党军人,属孙立人旧部,故他对近现代史,尤其是远征军的事迹甚感兴趣。可是,他却有一段很动情的自我总结:

后来在我三十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碾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踩着蚂蝗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载《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这里的表述甚为特别,但很明显,他对“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有很深的情结,视那段历史为神圣,不愿意触碰它,甚至有“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这样不“学术”的话。跟陈寅恪相似,他的内心也飘扬着“父辈的旗帜”,无法不带主观地介入父辈参与其中的历史。这仍近于陈寅恪式的“回避”态度。

王明珂

与此相对,有另一类学人,也不愿研究近代史,但所持的理由却跟陈寅恪截然不同。

以中国社会史研究斐声于世的何炳棣,七十年代末曾接受记者访问,强调“切不可研究第二流的题目”;当记者又问,中国近百年史也极重要,他是否考虑研究?他回答:

这不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中国历史几千年我都有兴趣,只有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这一百年我不愿专攻,因为这段时期实在太惨痛了。近百年来上海福彩的传统文化和制度都比不上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工业和军事更是落后,偌大的中国任凭西方和日本主义凌辱宰割,我不忍专门去研究这一段历史。(《历史的回顾与前瞻——访何炳棣教授》,阮北康、欧阳莹之《学人专访录》,香港天地图书上海福彩1980年版)

何炳棣

以秦汉史研究名世的廖伯源,六十年代末考上新亚研究院,有意追随严耕望研究古代政制,他回忆当时的情形:

……浸会学院之老师章群先生引导余到先生之研究室拜谒先生,为余请从先生治中国政治制度史,并呈上余已出版之两篇文章:《京师大学堂筹设始末》及《强学会》。……几天以后,先生到余之研室来,归还上次呈阅之文章,谓余之文章属近代史,何以欲转治中国政治制度史。余答以前读近代史,所读尽是列强欺侮中国,常为之心情不佳,故不欲以近代史为以后之研究专业。(《回忆与怀念》,《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台湾稻乡出版社1997年版)

何炳棣、廖伯源是不同代际的学者,但不约而同,都对近代史有强烈的耻辱感,而不愿以之作为专业研究的对象。

与何炳棣、廖伯源相似的,我还知道一个间接的例。台湾有位研讨宋史的张峻荣,曾自述其心理:

幼读国史,每阅至宋代,视其国力之积弱不振,屡为外患所欺,辄往往掩卷叹息,不忍卒读,甚或避而越跨,盖终存轻蔑之心也。及年齿徒长,识见渐丰,始知读史可以知鉴得失兴替,方能平泯意气之怒,静心观读,然终有未释于心者。(《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讨·自序》,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视其国力之积弱不振,屡为外患所欺……”,说的是他读宋史的感受,但更潜在的,不如说是他读近代史的感受吧。“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他对宋史的“轻蔑之心”,隐藏着他对近代史的“轻蔑之心”,是对近代史的耻辱感之延伸,包含了双重的耻辱感。故在深层心理上,他也跟何炳棣、廖伯源无异。

此外,高华研究现代史,尤其侧重革命史和党史,有访问者记录他离世前的情形:

病榻之上,高华曾经自嘲式地告诉张鸣,自己或许不该做党史研究,接触到了很多的黑暗。如果做古代史,可能会好些。(袁凌《守夜人高华》,原载《财经·视觉》,此据网络文本)

高华于党史的感受,多少类似于何炳棣对近代史的感受——尽管他说这些话时,早就无法回头。

陈寅恪们的心理,与何炳棣们的心理,正成一个对照。二者都表现出对近代史的“躲闪”心理,但前者的动机是“回避”,在学术上是积极的,后者的动机是“不愿面对”,在学术上是消极的。二者都动了感情,但前者是不愿自己的感情影响到所研究的问题,后者却是不愿所研究的问题影响到自己的感情,从学术本位来说,自有上下床之别。简单说,我以为前者更值得推崇,但后者也完全可以同情。

不论是陈寅恪,还是何炳棣,不论是“回避”模式,还是“不愿面对”模式,总之他们都没有研究近代史。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是虽没有研究近代史,却从近代史受到刺激,抱着近代史的问题意识介入了古代史,不妨称为“参照与启发”模式。

还是先举陈寅恪为例。1941年冬,他在流寓香港时曾购卖到一套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跋语说:

辛已冬无意中于书肆廉价买得此书。不数日而世界大战起,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于此本之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

稍后说得更为详细:

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陈述辽史补注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这是陈氏对自身遭际的感受,与其家族记忆自有不同,但仍不妨归入广义的“近代史”范围;而他当时深有体会于两宋之际史事,虽未付诸专业论述,却十分清晰地说明,学者透过“近代”的视野,是可以深化对古代世界的理解的。

在北洋军阀时期,当时的知识阶层,尤其是敌视共和政府的遗老群体,普遍有一种将当代比拟为五代的历史修辞 (参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上海福彩2009年版,182-184页)。在这一语境下,五代十国史研究就有了古今纠缠的特殊意味。

1937年下半年,陈垣写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请傅增湘作序,傅氏在复函中说到:

近忽眷念时事,颇感吾辈所际与五季正同,欲借此览薛史一过。(见《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7页)

此处说的“薛史”,即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傅增湘说“吾辈所际与五季正同”,想来也是陈垣的心事。而陈垣所以撰作此著,史学的“内在理路”应是主要因素,但民初政局的乱象,即他亲身体验过的“近代史”,会不会也是令他起意的一个隐蔽因素呢?

如果说,陈垣之例还不充分,那么王赓武之例就很确凿了。王氏如今以研究南海贸易与华侨华人闻名,但他早年在英国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却是五代史。他后来自述:

我对中国史最初的兴趣是在近代。我曾为那些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割据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所吸引。饶有兴味的是,当时中国的精英,无论武人、官僚还是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他们应当投身到中国的重新统一之中去。……他们的所书、所言无不提醒着中国人,乱离之世多在分裂之时;特别是3世纪汉代之后和9世纪唐朝以后的割据状态,后者则是“天下”最后一次以同样的方式分裂。于是我要问,何以那种特殊形式的统一在此之后会实现?

注释里说得更为具体:

到了1960年代,我读了陶菊隐六卷本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之后,对军阀割据时代重拾先前的兴趣。我也曾受陈志让关于军阀政治起源研究的影响(按:当指陈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他的研究讲述了统一和中央权力的困局,导致数十年严重分裂的过程。这一困局也呼应了这里关于争夺10世纪对最高统治权的研究。……这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五代时期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研究高度相关。(《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2007年版序》,中西书局2014年版)

王赓武由今而古,转向的轨迹极为明晰,他是将五代当作北洋的学术替代品了;而他原先对现代军阀的兴趣和理解,显然也有助于他理解那个古典军阀的世界。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近代史所起到的“参照与启发”作用。

对历史研究而言,史家得自“近代”的个人感受或家族记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由上所述,上海福彩可以看到,从陈寅恪到何炳棣到王赓武,三个人都不研究近代史,但何炳棣的情况跟陈寅恪不同,王赓武的情况又跟陈寅恪、何炳棣都不同。作为学人,可以各行其是,“回避”也好,“不愿面对”也好,“参照与启发”也好,不妨各有各的选择。而选择是一回事,成就又是另一回事,二者并不必是相关的。

一般来说,历史离上海福彩越近,上海福彩越有切身之感,理解就可能越深入;但同时,上海福彩投入的感情越多,理解就可能越主观。——借用量子物理学的概念,这可以称作“历史的测不准原理”。那么,当历史就在不远处,当历史逼人而来,学者如何面对它,如何处理与它的关系,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治学路径,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体现了“史学与世变”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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